总之，那个电话打了接近一个多钟头，给她解释的我感到好辛苦，而且口干舌燥，声音都沙哑了，但她还是扭扭捏捏，犹疑不绝，好像始终在担心什么——我想最多也不过两百元。她担心的要死。尽管她最后答应了我的请求，嘴上答应的，实际上，却并没有那么做。最后她就不想再听我说话了，径自说她要伸张正义，没错，她用的“伸张”那个词，当时我很想笑。我猜，那时她大概已经被卖家灌了迷魂汤了吧，要不，就是对正义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如此，我便赔了她两百多。我对那次的赔款并不感到可恨，可恨的是，好心给那女生讲了太多好话，悔不当初。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还跟我母亲因为打包的事吵了一架，也许跟右眼皮跳得厉害有关吧。总之，我跟母亲吵架之前右眼皮始终在跳，给那女生赔两百元之前也在跳。
相反，有很多次，我的左眼皮跳的时候，保准当天或近来几天会上门收到大量揽件，要不，就是店子里寄快递的人多于以往，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那两天我的右眼皮跳得厉害，异乎寻常地跳。然而，之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幸之事我一概不知。世事难料，于是我唯一能做的便只能坦然面对，面对突如其来的投诉，面对莫名其妙的罚款，面对令人咋舌的坑骗等等。但凡与钱有关的莫过于此，反正那时我也被剥削的见怪不怪了。只等到双十一那天，一切就都有了结果。我是说，那时大家真正罢工也好，上演空城计也罢。
十一月九号上午，我打电话给阔别多日的吴国，想把罢工的消息告诉给他。我知道，他现在还没要回他的三万元押金，而宣白不拔至今还没有要退的意思，显然已经是“你不要我不给”的无赖态度。也许他能抓住此次机会一并要回。机会难得。
我记得，当时打了多次都没打通，终于最后一次打通了。我无比激动地把罢工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滔滔不绝，说了半天，最终吴国一声未吭，随即便啪得挂断了。我再次拨打时，电话已经关机了。那时，右眼皮端的又猛烈地跳了几下。我以为那预示着我店子里出了什么事，便疾步赶到店子里。我看到五六个人正在排队取包裹，两三个人填写地址寄快递，表哥忙着打包，小强用扫码枪签收，文员帮忙找货，我母亲像个监工的一样，歪坐在一旁玩手机，店子里浑然一派和谐安宁的气氛。
于是，我又信步踱去校外的水果摊上找吴青春。吴青春依然忙着打理她的水果摊。我把罢工的事简单地告诉了她。她先表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搞笑表情，然后，略一沉吟，自言自语道，“报应，真是报应！我就说，那两口子迟早会引起众愤的！”
她的意思好像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能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我们大家都占有相当的优势。
“主要是白不拔想降我们派费。”我说。
“你说什么？”她诧异地看着我，“要降你派费？你派费那么点！还要降？这龟儿子……”
最后我试着问她是否想趁我们大家罢工那天去讨她的押金。她点点头，立时整个人精神了许多。她声音朗朗地道，“到时我和吴哥一起去。”
“摊子不摆了？”
“不摆了，那并不重要！”
于是，我又跟她透露说我们的罢工只是想吓唬吓唬白不拔，意思意思一下而已，并不当真。她说，“不管怎样，我的押金必须一分不少的拿回来。现在都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这次罢工恐怕凶多吉少！”我坦白跟她讲，“因为不知怎么的，我的右眼皮一直在跳。”
“左眼跳福，右眼跳灾。”她笑着附和道。
“是这样的说法，我相信。”我说。
她看了看我，没再说话。
我记得，那次当我谈到吴国时，她眉头紧锁，对我说他还是老样子，反反复复，始终不见好转。
“今天一大早又去医院检查了，又是千把块钱没有了。”她抱怨似地说道。
“呃！”我说，“我半小时前还打过吴哥电话，不知怎么的，他接通后一直不说话，随后就挂断了。好奇怪，我那时还想告诉他公司罢工的事，但之后就再没打通过，过了几分钟再打时，他的电话就关机了。”
吴青春听罢，似乎着了点慌，便从兜里摸出手机，不相信地试着拨打了过去，结果一连三次，手机依然关机。于是，很快的她脸上就露出少有的不安来。而我的眼皮一直跳个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