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速，历史的脚步进入共和国第九个年头，一切事物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好像又都在变，有一个实际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连年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食物供应不足，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紧张。
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农民种着地，收了粮食，再供应城市人的吃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在给全国各个行业供血。粮食欠收，那就很快的会供血不足，那就要出问题、出毛病。
工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跟老大哥苏联关系闹掰后，之前援助的项目，图纸撕毁，资金撤离，人员全部返回苏联，一堆烂摊子扔给了中国的专家和工人。
赫鲁晓夫还猖狂的叫嚣着从各个渠道封堵中国，要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当然中国人自古就不惧怕强大的外敌，不是地道的中国人，是理解不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胆识的。
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一定要谨慎应对，毕竟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头号大国。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家庭和家庭之间都是一样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已。作为一个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个人儿女的利益高于一切，人一辈子只有儿女连心、金钱连心，其他的事情即使伤心难过也是暂时的。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河南、四川、山东、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尤为严重。旱灾、洪涝、霜冻、风雹等常见灾情外，还出现了并不多见鼠灾和蝗灾。大旱之下，农民不仅吃不上粮食，有些地方连饮水都存在困难。这对以农业为主的新中国来说，危险简直是致命的，雪上加霜苏联看准时机，持续和我国的关系恶化，导致两头夹击，可想而知，当时新中国站在生死边缘。
河南省自古是小麦的主产区，特别是豫东平原，是华北最大一个平原地区，小小豫东平原约7.5平方公里，不仅要解决河南将近四千万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供应其他省份。自古就流传“得中原者得天下”。这不是一句空话。
豫东平原也不例外，同样遭受了旱灾和蝗灾，并不时传出鼠灾的疫情。
当时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旱三年涝三年，一连六年没收田。头三年上遭荒旱，后两年上大水淹；盼着六年上青苗好，来了群蝗虫又吃干”。
直至今日上了年纪的人，不能提起五八年。提起五八年那就有说不完的话，什么吃棒子面窝窝，红薯面窝窝，榆钱，槐花，那都是时令美食。过了季节就没了，然后就是野菜，树叶，树皮，最后只能是观音土（观音土传说在古时，王屋山地区曾经流行过一种瘟疫，染上瘟疫的人面黄肌瘦，没有食欲，胃里还一个劲的反酸水，整个人病得像是干枯了的树枝一样。后来观音菩萨知道了这里的人间疾苦，就变成了一个妇人下来解救万民。菩萨采来神山上的仙土，混合着人间的面粉炒制，然后把炒熟的东西分给百姓吃，很快百姓的病就痊愈了。后来百姓为了感谢菩萨，就管这种神土叫“观音土”。它是一种粘土，里面有镁，锌一些矿物质，虽然看上去“营养丰富”但毕竟是土，没有饮食功能，吃到肚子里法消化，让人腹胀如鼓，极度的难以排便，吃一次两次还不至于要命，吃多了就会被“撑死”）。据传也出现过“人吃人”的局面。
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不管怎么难熬，也不至于饿死，就算是乞讨，也有地方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一样没有粮食吃，乞讨也门。
永陵城的情况不用多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分了田地，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虽然苦些，但是毕竟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仗势欺人、虽有时候会有些不公的地方，但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好的，当官的和老百姓一样，下基层参加劳动，没有一点官架子，不但没有官架子，见到老百姓还跟亲人一样，那个场面应该就是我们长听到的“鱼水之情”吧。
新中国成立后，永陵城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分为东、西、南、北四关和四街，老城门以内称之为“街”，老城门以外的称之为“关”，街内的都是永陵城老门老户，街外的基本都是流民，也有个别的从街里搬迁至街外，但是少数。
东门外很多都是从乡下搬迁至此，西门外就有三户，栗家、孙家、张家三家是从城里搬迁来的，其余很多一部分都是外地人，投亲靠友的，为做买卖方便留在此地的，也有些乞讨要饭的，南、北和东、西几乎是相同的。
人民公社这个新的名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同时诞生，人民公社上建立党委，领导者称为公社书记，行政职务有社长。一个乡为一个人民公社，有一名公社书记，一名副书记，有一名社长，两名副社长。人民公社分为“农业合作社”和“共产主义卫星社”。下设生产大队，大队建立党组织，大队书记一名，一面全管，事巨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能管空气，一位副书记兼任生产大队大队长，主要负责抓生产。生产大队下面设若干个生产小队，建立支部一个，指导员负责全面工作，有一名生产队长，负责生产。一级一级的管控，组织相当严密，这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政社合一”，党管一切政治体制。从上至下，一级一级的党组织，时刻肩负着为人民服务的任务。
据听说蒋介石从台湾派出很多间谍，前脚刚踏入大陆的地界，后脚就被抓了起来，根本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一个大队书记就是本公社的天，论大事小事都要坚持每天汇报到他那里。中央有了新的指示，是什么时间接到的通知，就什么时间开会传达，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经常都会听到大街小巷半夜传来锣鼓声，立即起来开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当然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的毛主席语录，这是必修课，我们是法明白和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满腔热情的，论干什么都是激情万丈，幸福感爆棚。这就是中国人的精气神。
翻身当然都是翻身，有翻上来的，就有翻下去的。
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了，那劣绅土豪就被边缘了。（这里说被边缘化，是不恰当的，应该是被打倒，只是不想制造矛盾，本书就是一部书，一部艺术品，请不要按号就座）大队书记都是公社书记提名任命的，当然那个时期都是能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人物，应该都是本公社最穷苦的。
某日，公社书记贾来旺来到西门外，要给西门大队选大队书记，把全体社员召集到大队部，然后让大家公开探讨谁家最穷。大家在下面议论纷纷，谁家最穷，有说张三的有说李四的。公社书记穷只是一方面，另外最好要有大局观和亲和力，具体有没有知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敢说能干，能得到全体社员的支持。
经过大家反复的讨论，就听见一个妇女高声说了句，我看林家老三正昆合适，解放前连媳妇都娶不上，要不是小妹正英给他换亲，估计就是光棍一条，这个还老实憨厚，踏实能干，说的是头头是道。大家伙面面相须，也没有人吭声，过了五分钟下面仍没有人搭话，公社贾书记当即拍板，好，就有林正昆当大队书记，至于大队长和各个生产小队的指导员和小队队长就有他来提供名单，经过上报公社后在任命。
人的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农妇一句不经意的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不全对，是一个家族的命运，当任命林正昆做大队书记的时候连他自己大概都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